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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的区别在哪里?为什么感觉人们更多诟病王安石?
区别就是:
范仲淹搞庆历新政,是节流,主要针对官员军队裁减,所以迅速得罪了士大夫。
王安石搞新法是开源。因为搜刮的实际是普通百姓的钱,民间反应极大。而后王安石将新法的不成熟与仓促,归咎于反对派的掣肘,用辞职胁迫宋神宗处分反对派。损失利益的保守派当然反击,所以百姓不喜欢,旧党不喜欢,更多人就厌恶王安石。
同样是面对宋朝的积贫积弱,二人的变法差距很大。
范仲淹向仁宗上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,提出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推恩信、重命令”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。显然,其绝大部分措施皆针对吏治,意在限制冗官,提高效率,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。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。仁宗***纳了大部分意见,施行新政。
严格来说,范仲淹不是变法,而是所谓新政。因为他只是给朝廷提出一些开源节流的措施,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制度。
而王安石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大变革,是许多领域的大革命,带有颠覆性。
所以王安石触犯的既得利益者太多,而范仲淹受到的阻力较小,受到的反对也少的多。
王安石损害了太多顽固派的利益,所以受到的骂名也最多。
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运动,由于两次变法的领导者分别是范仲淹和王安石,这两次变法也被称为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。
不论是范仲淹,还是王安石,都是北宋的名臣,他们不论是才学、能力还是品德,都无可挑剔,两次变法也可谓是轰轰烈烈,尤其是王安石变法,堪称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运动。可是,在两人主持的变法都失败的情况下,人们对于王安石的诟病似乎更多。提起范仲淹变法,大家最多说它有局限性,改革不彻底,可是提起王安石变法,抨击者却不胜枚举,自南宋以后,元明清官方更是直接对王安石变法进行盖棺定论,说它乱祖宗法度,“祸国殃民”,最终导致北宋亡国。
王安石画像
这样的评价差异不禁令人深思,两人的变法都失败了,为何相比之下,王安石却饱受诟病呢?两次变法的区别到底在哪里,它们又是如何造成这种“贬王”的局面的呢?
事实上,尽管王安石变法是对范仲淹变法的承继,但两次变法却截然不同。不论是变法的背景、内容、过程、影响,还是变法的主持者和支持力度,都存在巨大的区别。
在背景上,范仲淹进行变法前,北宋由宋仁宗统治。仁宗是一位仁慈有余但魄力不足的皇帝,他在位时期,北宋官僚队伍和军队数量都太过庞大,冗官冗兵的问题十分严重。这导致北宋的行政效率很低,百姓生活的也十分贫苦,辽和西夏还威胁着北疆。范仲淹时期,北宋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,但是到王安石执政时期,北宋的“三冗”问题已经迫在眉睫,整个国家积贫积弱,不论是吏治、财政、军队还是土地,整个北宋社会几乎全部都是问题。与此同时,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之一。
范仲淹画像
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导致两人变法涉及的领域不同。范仲淹向仁宗上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中,提出了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、均公田、厚农桑、修武备、减徭役、推恩信、重命令”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。通过范仲淹的条陈十事,很容易就可以看出,他的变法主要是针对吏治。其实,这也是庆历新政的主基调,这次变法以整顿吏治为主,至于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,范仲淹变法很少涉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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